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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是朱敬伦相信，他们的这些举动，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，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，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，作为士大夫阶层，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，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，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，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。

    他们不肯合作，选择挂印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，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，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，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换一个残暴的军阀，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，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。

    他们不敢动刀子，说成是文雅，他们不负责人，说成了洁身自好，不同流合污，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，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，但依然这样，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。

    周士俊挂印之后，第二天，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。

    广州十四县文官，集体在一天之内，闹市挂印，弃官而去，引起轰动。

    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，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：

    “只是挂印而已，如果他们有种，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，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，现在吗，屁事没有。”

    然后又道：“写任命书，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，让他们出来当县令。”

    方山皱眉：“商贾？”

    朱敬伦点头：“是啊，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。”

    十四县商人当官，前所未有的情况，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，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，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

    “通告十四县，免除来年地亩钱粮！”

    以商税代农税，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，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，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。(未完待续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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